經(jīng)典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形態(tài),認識一個民族,最好的辦法莫過于讀它的經(jīng)典。要了解歐洲文化,就不能不讀《圣經(jīng)》;要了解伊斯蘭文化,就不能不讀《古蘭經(jīng)》;要了解中國文化,就不能不讀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。經(jīng)典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,是因為它關(guān)注的是社會最本質(zhì)、最深層的話題,即價值體系問題。所以經(jīng)典的話語歷久而彌新,不因時間的流逝而褪色。
二十世紀初,中國經(jīng)典在一片質(zhì)疑聲中衰微,但也有不少前輩起而捍衛(wèi)它,有些論述精辟雋永,至今令人回味無窮。1913年,嚴復在中央教育會作題為《讀經(jīng)當積極提倡》的講演,提出經(jīng)典教育的主題是人格與國性的觀點:
夫讀經(jīng)固非為人之事,其于孔子,更加無損,乃因吾人教育國民不如是,將無人格,轉(zhuǎn)而他求,則亡國性。無人格謂之非人,無國性謂之非中國人。
嚴復是近代中國最早“開眼看世界”的學者之一,早年就讀于福州船政學堂,留學于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大學,曾翻譯赫胥黎的《天演論》等書,對西方文化的認知之深,罕有其匹,有“中國西學第一”之譽。嚴復歷任北洋水師學堂總辦、京師大學堂編譯局總辦、復旦公學校長、安徽高等學堂監(jiān)督、北京大學校長等教職。對于中國教育向何處去,國民教育如何引導民族自強與自立等涉及辦學宗旨的大問題,嚴復豈能不深思長考。他認為,用經(jīng)典教育的第一目的是培養(yǎng)人格,對于所有國民而言,做人是第一位的,沒有人格就不能算人。嚴復生活的時代,國運飄搖,山河破碎,要挽回頹勢,以培養(yǎng)人才為先,而培養(yǎng)人才,以人格為急。人格如何,關(guān)乎國家命運。
嚴復持論并不孤獨,許多知識精英有此共識。1911年,清華學堂改名為清華學校,首任校長為唐國安,他將“人格教育”作為教育的總目標。1913年,周詒春接任校長,他說:“我清華學校歷來之宗旨,凡可以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,未嘗不悉心盡力”,“清華學校,素以養(yǎng)成完全人格為宗旨,故對于三育所施教育之功,不遺余力。”1925年,時任清華校長的曹云祥在秋季始業(yè)式上說:“所謂教育,是欲養(yǎng)成高尚完全之人格。”在嚴復此次講演的次年(1914),梁啟超應(yīng)邀在清華作了題為《君子》的著名講演,通篇所談都是人格教育。
近代以來,尊孔與反孔,成了社會爭議的焦點。提倡讀經(jīng),是為了表達尊孔的訴求,還是為了用線裝書炫耀于人?嚴復說都不是,讀經(jīng)不是“為人之事”,不是讀給別人看的;孔子是舉世公認的文化名人,他已經(jīng)完成了自己對于中國文化的貢獻,你讀不讀經(jīng),絲毫影響不了他的歷史地位,所以說“其于孔子,更加無損”。那么,為何還要讀孔子的經(jīng)典?嚴復的理由是:“吾人教育國民不如是,將無人格。”孔子生于春秋亂世,但依然懷抱著實現(xiàn)“天下為公”的大同世界的理念,為此而刪述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經(jīng),教育人們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核心是修身,是包括天子在內(nèi)的所有人的人生必修課,這就是《大學》說: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一是皆以修身為本。”
孔子之后,孟子發(fā)揮孔子的人格學說,把“仁、義、禮、知”等四種善端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標準。后世的學者,不斷豐富與完善關(guān)于人格的內(nèi)涵,如韓愈解釋仁義道德說:“博愛之謂仁,行而宜之之謂義,由是而之焉之謂道,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。”可以說,《四書》論述的核心,是如何修身,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