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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任繼愈、季羨林兩位學術(shù)泰斗7月11日晨相繼辭世
    發(fā)表時間: 2009-07-13來源:
     

     

      7月11日,一個哀慟的早晨。

      4時30分,北京醫(yī)院,93歲的任繼愈先生靜靜地合上了雙眼;4個半小時后,在301醫(yī)院,98歲的季羨林先生駕鶴西去。

      “風雨百年,鑄造的是品格;大浪淘沙,沉淀的是真金。”兩天來,在國家圖書館報告廳,在北京大學百年大講堂,兩位先師的靈前,浩瀚的花海、無言的淚水傾訴著人們的追思。在網(wǎng)上、在手機短信里,國人以自發(fā)的形式表達對逝者的哀悼。

      “有的人活著,他已經(jīng)死了;有的人死了,他還活著。”半個多世紀前,臧克家曾以詩歌道破生命的真諦。今天,兩位大儒以“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圣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”的襟懷與器識,再次印證了生命的力量和價值。

      學問

      在將近一個世紀的生命征程中,偶或相遇,偶或偕行,在不同的軌道上,他們奮力“向前走,向前走”

      

      2005年4月14日,經(jīng)本人再三請求,任繼愈先生終于從擔任了18年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退下來,那天,正是他89歲生日的前一天。

      “仿佛一轉(zhuǎn)瞬間,我竟活過了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,又進入了耄耋的境界,要向期頤進軍了。”8年前,季羨林在《九十述懷》中感慨:“我現(xiàn)在一方面眷戀人生,一方面又覺得我活得太久了,活得太累了,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。但是,這是絕對不可能的。我就像魯迅筆下的那一位過客那樣,我的任務(wù)就是向前走,向前走。”

      在將近一個世紀的生命征程中,偶或相遇,偶或偕行,在不同的軌道上,他們奮力“向前走,向前走”。

      “我身體很好,能吃飯,能工作,精神好,還能給國家做事”,季羨林樂呵呵地說。任繼愈年輕時喜歡運動,晚年依然身體健朗、精神矍鑠。然而,歲月不饒人,2005年,因長年俯首書海,任繼愈患了嚴重的眼疾。幾乎是同時,季羨林安裝了心臟起搏器;2006年,又做了左腿骨髓炎手術(shù)。

      但這都沒有讓他們“向前走”的速度有絲毫減慢。“老當益壯,寧移白首之心。窮且益堅,不墜青云之志”,這種以使命和責任為發(fā)端、以嚴謹求實為階梯的學術(shù)追求,決定了兩位大師淡泊名利、甘于寂寞的品格和風格。在喧嚷浮囂的世風中,兩位年過九旬的大師愈加散發(fā)出陳釀的芬芳和人格的魅力。

      “以理想滋潤生命,以生命護持理想。”作為哲學大師熊十力的弟子,任繼愈堅信,學問的生命與理想來自浩浩湯湯的文化傳統(tǒng),“從熊先生和許多良師益友的身上,我懂得了應(yīng)當走的路和如何去走。”

      “沙灘銀閘憶舊游,揮斥古今負壯猷,履霜堅冰人未老,天風海浪自悠悠。”這首詩是任繼愈與大學同窗胡繩共懷昔日往事的唱和之作,磅礴之氣躍然紙上。幾十年來,他始終如一地為少年時所負“壯猷”孜孜矻矻,不懈努力。

      “我現(xiàn)在目標是要活到150歲。因為中國國富了,民也強了,經(jīng)濟、科技都發(fā)達了,‘神五’、‘神六’也上天了,我要再多活幾十年,活到150歲!”季羨林樂觀地說。

      九旬以后,任繼愈的眼疾愈發(fā)嚴重,醫(yī)生囑咐他為了保持目力,夜間不能看書和寫字,但是他仍然將每天的時間花在讀書和寫作上,“現(xiàn)在正是政通人和的好時光,應(yīng)該多做些事情,以此彌補在十年動亂失去的光陰。”他說。為此,他幽默地將自己的書房由“潛齋”改稱“眼科病房”。

      正是因著這種勤奮,十年浩劫中被發(fā)落到學生宿舍看大門的間隙里,季羨林翻譯出了聞名世界的印度史詩《羅摩衍那》。9萬余椎心泣血的詩行,寫下中國文化史濃重的一筆,樹起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豐碑。正是因著這種勤奮,1983年,70多歲的季羨林從一本《彌勒會見記》殘卷開始,以10年時間一個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規(guī)模的吐火羅文研究,以中、英文寫成專著,并把世界吐火羅文的研究提高了一個臺階。

      20世紀90年代,80多歲的季羨林的嬸母、女兒、夫人、女婿相繼離開了他。他變得更加沉默,他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了《中國蔗糖史》的研究和寫作上。這是寂寞的10年,“在80歲到90歲這個10年內(nèi)……頗有一些情節(jié)值得回憶,值得玩味。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(nèi),我每天跑一趟大圖書館,風雨無阻,寒暑無礙。燕園風光旖旎,四時景物不同。春天姹紫嫣紅,夏天荷香盈塘,秋天紅染霜葉,冬天六出蔽空。稱之為人間仙境,也不為過。在這兩年中,我?guī)缀跆焯於荚谶@樣瑰麗的風光中行走,可是我都視而不見,甚至不視不見。未名湖的漣漪,博雅塔的倒影,被外人稱為奇觀的勝景,也未能逃過我的漠然、懵然、無動于衷。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圖書館中的盈室滿架的圖書,鼻子里聞到的只有那里的書香。”

      在不同的軌道上,他們心心相??;在相同的追求中,他們攜手向前。樂觀、頑強,一次次逼退苦難,一次次與病魔對峙,與20世紀的風風雨雨相比,他們強硬得就像海明威筆下的老漁翁。“生也有涯,學無止境”,在一幅法書作品中,任繼愈寫道,正是在這無涯的學海中,他首次提出“儒教是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”,從而打破了國內(nèi)外思想界認為“中國古代無宗教”的普遍觀念。“學問不問有用無用,只問精不精”,季羨林曾這樣答問。“焚膏繼晷,兀兀窮年”,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、精益求精的漫長學術(shù)歲月。正是在這精進的求索中,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:中國文化體系,印度文化體系,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,自古希臘、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,而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,后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。

      愛國

      以學問報效祖國是兩位大儒不約而同的人生目標,這是他們勤勉治學、勤謹做人的動力所在

      “道之將廢也,文不在茲乎?”任繼愈曾以此句總結(jié)20世紀中西文化接觸之后,中國有識之士對社會變革與國家命運的深刻反省。

      “春秋戰(zhàn)國在中國歷史上曾被認為是個大變革,它與‘五四’以后的變革相比,簡直微不足道。”任繼愈說,“西方侵略國家挾其船堅炮利的余威,給中國的經(jīng)濟生活以破壞,連帶引起社會生活、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變革。”

      茍利國家生死以,豈因禍福避趨之。在兩位大儒的履歷中,有著太多的不同,又有著數(shù)不清的相似,以學問報效祖國則是他們不約而同的人生目標,這是他們勤勉治學、勤謹做人的動力所在。“無論是作為一個普通公民,還是作為一名學者,第一位的是要愛國。”這句話是任繼愈的“口頭禪”。“平生愛國,不甘后人,即使把我燒成灰,我也是愛國的!”這是纏綿病榻的季羨林的錚錚話語。

      1991年,季羨林曾寫過一篇《八十述懷》。在這篇文章里,他深情地“回頭看”——“在灰蒙蒙的一團中,清晰地看到了一條路,路極長,是我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,這條路的頂端是在清平縣的官莊。我看到了一片灰黃的土房,中間閃著葦塘里的水光,還有我大奶奶和母親的面影。這條路延伸出來,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。這條路又延伸出去,我看到了水木清華,接著又看到德國小城哥廷根斑斕的秋色,上面飄動著我那母親似的女房東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。路陡然又從萬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,我看到了紅樓,看到了燕園的湖光塔影。令人泄氣而且大煞風景的是,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頭禁子那一副牛頭馬面似的獰惡的面孔。再看下去,路就縮住了,一直縮到我的腳下。”

      20世紀初葉,齊魯大地的共同成長背景,為季羨林和任繼愈生命最初歷程剪出相似的輪廓。1911年8月6日,季羨林出生于山東西部最窮的臨清縣中最窮的村,而他家又是全村最窮的人家。1916年4月15日,任繼愈出生于山東平原一個小康之家。那時正值中華民族最危難的時刻,洋務(wù)運動、戊戌變法、百日維新……知識分子在滄桑時代背景下試圖尋找中華民族命運的最新答案。從識字到上小學,任繼愈換過很多地方。“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,眼前沒有紅,沒有綠,是一片灰黃。”季羨林說。

      1930年,季羨林同時考中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,他選擇了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,專業(yè)是德文。1934年,中學畢業(yè)的任繼愈也終于如愿以償?shù)乜忌狭吮本┐髮W哲學系,師從湯用彤、熊十力、賀麟、錢穆諸教授。兩所大學愛國、進步、民主、科學的治學傳統(tǒng)和勤奮、嚴謹、求實、創(chuàng)新的學術(shù)風氣,為他們的學術(shù)道路夯下堅實的基礎(chǔ)。1935年,季羨林以交換研究生的身份到德國留學,開始學習他所熱愛的梵文、佛學、印度學。“我要走的路終于找到了,”他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道,“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。我要對中印文化關(guān)系徹底研究一下,或能有所發(fā)明。”而隨著北大南遷的任繼愈,則在風餐露宿的遷徙中,“有機會看到了中國農(nóng)村的貧困和敗落,竭力地思考將自身的人生歸宿如何與眼前的農(nóng)村現(xiàn)實發(fā)生關(guān)系”。“人生的歸宿,最后的真理,如何與當前廣大貧困的農(nóng)民和破敗的農(nóng)村發(fā)生聯(lián)系?”“七七”盧溝橋事變后,面對破碎的山河,年輕的任繼愈如此自問。

      求學背景不同,人生軌跡不約而同地相合。新中國成立之際,兩位年輕學子便投身到塑造中華民族思想的大業(yè)中。1942年,任繼愈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。1945年10月,季羨林經(jīng)瑞士東歸,1946年到北京大學創(chuàng)辦東方語言文學系。

     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楊慧林說,“他們像是不知疲倦的導讀者,以自己對祖國的思考、對民族的期待、對生命的真誠,在一個世紀的漫長征程中,引領(lǐng)人們打開了中國文化通向世界的大門。” 

      修身

      他們學貫中西、享譽中外、德高望重,卻始終保持著寬厚、謙卑、平和的秉性

      “人生的目標是什么?”曾有學生問任繼愈。他沉思良久,緩緩答道:“只講自己弄明白了的話。”古人云: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順,七十而從心所欲,不逾矩。任先生在80歲時,卻特地請人治了一枚印章,只六個字:“不敢從心所欲”。

      6年前,季羨林住進北京301醫(yī)院。6年多的時間里,季羨林經(jīng)歷了心肌衰竭、左腿骨髓炎、心臟病的考驗。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,他寫下了20多萬字的《病榻雜記》。在這部書中,96歲高齡的季羨林先生第一次闡明了他對這些年外界“加”在自己頭上的“國學大師”、“學界(術(shù))泰斗”、“國寶”這三頂桂冠的看法——請人們把“頭頂上的這三頂桂冠摘下來”。

      “不敢從心所欲”,不是虛偽;“三辭桂冠”,不是作秀。這是任繼愈、季羨林自謙和清醒的體現(xiàn)。勤勉治學半個多世紀,學貫中西,融會古今,德高望重,任繼愈與季羨林堪稱名副其實的學術(shù)巨擘、國學大師,卻都對自己有著謙遜的評價。

      “真正的大師是王國維、陳寅恪、吳宓,我算什么大師?我生得晚,不能望大師們的項背,不過是個雜家,一個雜牌軍而已,不過生得晚些,活的時間長些罷了。我寫的那些東西,除了部分在學術(shù)上有一定分量,小品、散文不過是小兒科,哪里稱得上什么‘家’?” 季羨林說。在“大師”洶涌的年代,這種清晰的自省彌足珍貴。

      “一輩子不做掛名主編”,這9個字是任繼愈的“任上宣言”。1987年,任繼愈任國家圖書館館長。在卷帙浩繁的學術(shù)長河中,他認定了古籍整理這項遠離名利的苦差事。對于古籍文獻整理,他有著自己的原則。從做選題、寫提綱到審讀點校,他總是親力親為,從不做“掛名主編”。107卷中國漢文佛教資料匯編《中華大藏經(jīng)》花費了他10余年的寶貴光陰,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?;突?億多字的古籍文獻資料匯編《中華大典》,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跨世紀出版工程,任先生是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,工作也已進行了10年。據(jù)他的學生、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李申說,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這項大典的編纂,有的人主編書只是掛個名,任先生卻很認真,很多事都要自己負責、費心費力。

      樸素的真理從樸素的生活開始,樸素的追求也一定會到達樸素的目標。北大的學子都知道,樸素的季先生常年一身舊中山裝,一雙布鞋,數(shù)十年如一日。因為這身打扮,他常常被誤以為是學校的校工。一次,一位新入學的大學生把他當作校工,請他照看行李,他慨然答應(yīng),等到開學典禮上季羨林登臺講話,那位大學生才如夢初醒。

      “我做人的標準是樸實、真實,一個人不要天天耍花腔,也不要一天愁衣服少了,一天愁好東西吃得太少了,我不要一個人這樣子,人活的目的,不是為了吃飯、穿衣,一個人為了吃飯穿衣而活著,這個人格兒不高。”一生信奉樸素、對自己過于苛刻的季羨林,對于別人卻從不吝嗇。2003年末,在301醫(yī)院住院的季羨林把爬格子所得的15萬美元稿酬捐給了母校清華大學。在此之前,他把自己的圖書、手稿以及所收藏的宋代名人繪畫等個人收藏品捐給了北京大學。“擺在國家手里最放心。”

      季羨林說過,自己喜歡的人是這樣的:質(zhì)樸,淳厚,誠懇,平易;骨頭硬,心腸軟;懷真情,講真話;不阿諛奉承,不背后議論;不人前一面,人后一面;無嘩眾取寵之意,有實事求是之心;不是絲毫不考慮個人利益,而是多為別人考慮;關(guān)鍵是一個“真”字,是性情中人。

      “季羨林先生和任繼愈先生深受大家熱愛的原因在于,他們在道德品格上同樣融合了中外知識分子的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。”古典文學家、北京語言大學副校長韓經(jīng)太說。中國傳統(tǒng)士大夫的仁愛和恕道,強烈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感,堅毅的氣節(jié)和情操;西方人文主義知識分子的自由獨立精神,尊重個性和人格平等觀念,開放創(chuàng)新的意識;這些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都凝聚融化在他們身上。韓經(jīng)太說:“所以,他們能夠做大學問,成大事業(yè),有大貢獻,他們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旗幟和榜樣。”

    責任編輯:和諧中國網(wǎng)